大屠杀记忆的武器化：将“永不再现”狭隘化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

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之一，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，并在全球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其纪念活动，以“永不再现”这句话为核心，本应是防止种族灭绝、保护所有民族免遭系统性屠杀的普遍号召。然而，随着以色列-巴勒斯坦冲突的持续发展，大屠杀的记忆日益被局限为仅关注犹太人的苦难，被用作武器来诽谤和压制对以色列行为的合法批评。本文探讨了四个关键点，揭示了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：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于将巴勒斯坦人与纳粹等同，忽视其他大屠杀受害者，大屠杀期间的犹太人合作，以及在种族灭绝期间犹太复国主义项目的蓬勃发展。这些动态表明，“永不再现”已从一个普遍原则被扭曲为以色列政策的盾牌，违背了其初衷。

1. 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称为纳粹

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中，一个普遍的策略是将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贴上纳粹的标签，利用历史叙述来否定他们的正当性。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声称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·阿明·侯赛尼（Haj
Amin
al-Husseini）煽动阿道夫·希特勒实施大屠杀——这一叙述被以色列总理本雅明·内塔尼亚胡等人物在2015年放大。尽管历史证据显示，“最终解决方案”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开始，而穆夫提与希特勒的会面发生在同年11月，这一说法仍作为一种修辞工具持续存在。当代以色列的言辞常常通过非人化的语言强化这一叙述，将巴勒斯坦人描绘成类似第三帝国的生存威胁。这种言辞为极端措施——如围困和援助封锁——提供了正当性，同时将以色列政策的批评者诽谤为纳粹同情者，在大屠杀记忆的重压下压制合法批评。

2. 犹太人并非大屠杀的唯一受害者

大屠杀不仅针对犹太人，还针对罗姆人、同性恋者、残疾人、耶和华见证人以及纳粹政权认为“不受欢迎”的其他群体。据估计，20万至50万罗姆人在“Porajmos”中被杀害，多达1.5万名同性恋者被送往集中营，20万至25万名残疾人在T4安乐死计划中被谋杀。然而，主流的大屠杀纪念活动常常仅聚焦于犹太人的苦难。这种狭隘化边缘化了其他群体的苦难，限制了“永不再现”的普遍适用性。

这种选择性记忆对以色列-巴勒斯坦冲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通过将大屠杀框定为一场独特的犹太悲剧，这一叙述优先考虑犹太人的安全——体现在以色列国家中——而牺牲了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其他被压迫群体的权利。围困和援助封锁等政策为巴勒斯坦人制造了人道主义危机，但他们的苦难在优先考虑犹太人安全的叙述中常常被忽视。如果“永不再现”真正意味着为所有人防止种族灭绝，它将适用于面临此类条件的巴勒斯坦人，但对犹太人苦难的狭隘关注将他们的苦难排除在这个道德框架之外。

3. 犹太人不仅是受害者，也是参与者

将犹太人仅视为大屠杀受害者的叙述因历史证据而复杂化，这些证据表明犹太人曾出于生存或实用主义与纳粹系统合作。大约15万名有犹太血统的男子——6万“半犹太人”和9万“四分之一犹太人”——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役，一些人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等高级荣誉，通常是在希特勒的明确同意下。许多人加入是为了避免迫害或保护家人，在一个对他们进行歧视的残酷系统中生存（例如，禁止“半犹太人”晋升）。同样，1933年的《哈瓦拉协议》（Haavara
Agreement）允许6万犹太人带着1亿美元（相当于今天的20亿美元）移民到巴勒斯坦，打破了国际犹太人对德国商品的抵制，间接支持了纳粹经济。

这种合作与穆夫提的行为相似，后者常被用来指责巴勒斯坦人对大屠杀负有责任。穆夫提寻求纳粹支持以对抗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力量，就像《哈瓦拉协议》优先考虑犹太移民而非更广泛的抵抗。然而，只有穆夫提的合作被用作武器来指控所有巴勒斯坦人，而犹太人的参与被视为例外。这种双重标准在当代政策中显而易见：以色列实施了诸如援助封锁和围困等损害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。讽刺的是，一个以“永不再现”为基础的国家却实施了反映其所谴责的集体惩罚策略的政策，揭示了大屠杀记忆如何被用来保护以色列免受批评，同时将巴勒斯坦人诽谤为类似纳粹的侵略者。

4. 犹太复国主义项目在大屠杀期间蓬勃发展

大屠杀显著加速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项目，常常以牺牲巴勒斯坦人为代价。《哈瓦拉协议》促进了6万名犹太人的移民并转移了大量资金，为未来的以色列奠定了人口和经济基础。1931年至1945年间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174,610增加到553,600，主要得益于逃离纳粹迫害的难民。在外交上，大屠杀激发了国际社会对建立犹太国家的支持，最终促成了1947年联合国分区计划和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。这是有代价的：纳克巴（Nakba）迫使7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，这是犹太复国主义项目在大屠杀期间成功直接导致的结果。

这一历史轨迹继续影响巴勒斯坦人，体现在围困和援助封锁等政策中，这些政策制造了无法生活的条件并延续了流离失所。巴勒斯坦人常常将自己描述为纳粹的“最终受害者”，通过自身被剥夺来承受欧洲对大屠杀的愧疚。穆夫提的叙述进一步为这种待遇提供了正当性，将巴勒斯坦人框定为历史威胁，通过援引大屠杀记忆来压制对以色列行为的批评。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，植根于大屠杀，因此成为规避对当代政策责任的工具，将“永不再现”狭隘化为仅保护犹太人，而不是反对种族灭绝的普遍立场。

结论：恢复“永不再现”的真正含义

大屠杀的记忆本应是防止种族灭绝的普遍号召，却被狭隘化为聚焦于犹太人的苦难，并被用作武器来诽谤和压制对以色列行为的合法批评。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巴勒斯坦人与纳粹等同的倾向、忽视其他大屠杀受害者、在处理犹太人合作问题上的双重标准，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人代价上的历史性繁荣，都促成了这一扭曲。当代政策——如围困和援助封锁——表明，这种狭隘的记忆如何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提供正当性，同时保护以色列免受问责。

“永不再现”本意是永不再有种族灭绝，而不是永不再有犹太人作为受害者。其初衷是保护所有民族免遭系统性屠杀，不论其身份。通过恢复这一普遍原则，我们可以将大屠杀的记忆扩展到包括所有受害者——犹太人、罗姆人、同性恋者及其他群体——并将其道德教训应用于当代暴行，包括巴勒斯坦人所面临的暴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践行“永不再现”的精神，促进一种承认相互关联创伤并为所有人寻求正义的对话，而不是通过历史武器化来延续分裂。